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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信产业如何应对全球化竞争格局

——看全球电信业再重组

(这篇专稿是微软收购诺西，谷歌收购摹托后，受委托为报纸写的专稿。但因其中涉及一些所谓的敏感观点，《人民邮电报》（电信业的《人民日报》在刊登时做了删节。我很感谢《通信信息报》（通信业内的最开放和热销报纸）大胆地登载了全文。现把这篇文章放在博客上，供大家讨论和交流）

    通信产业的发展首先是一个产业发展问题。在我国探索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特殊的历史时期，通信产业同样也是高技术企业和现代运营服务企业发展的问题。从产业到企业，政策的作用点和市场的控制方式构成了国家产业政策和经济制度的基本内容。

    自2008年美国爆发金融危机，特别是2011年美国爆发债务危机以来，全球经济的发展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凯恩斯主义的破产对发展中国家来讲，无疑增加了以政府投资保障经济发展的信心，而快速抬头的新自由经济主义，不但在发达国家难以实施，对已经依赖于政府投资的中国来讲，更是一个危险、困惑、无从入手和前景未卜的市场判断。

    凯恩斯主义的衰竭使中国这种政府大包大揽式投资的国家，在经历30多年政府主导的改革之后，产生了一系列艰难问题。比如，对于中国的通信产业，政府与通信企业未来的关系究竟应该怎么演变，政府还有能力作为电信企业的投资主体吗？在国际竞争愈演愈烈的背景下，中国通信业还能继续维持“国有运营为主体”的发展格局吗？在国有企业内部管理效率、投资效率、运营效率没有公正的市场化考评的情况下，国家对电信运营商的监管能真正发挥作用吗？

    对诸多宏观经济层面问题的判断，以及对产业发展的趋势性分析都已表明，我国电信业的发展再次进入一个调整期，而这次调整绝非简单的公司重组、业务重组那么简单。同样，这次调整也不再是来自于上层的压力，而是市场发展的阶段性所驱。

    2011年以来，谷歌以125亿美元收购摩托罗拉移动，微软收购诺基亚，使全球电信业在颠覆式技术的竞争中，游戏规则被完全改变。3G、智能手机平台、融合业务、从卖产品到卖服务，给中国的3G产业上了实实在在的一课。这使许多人不得不回过头来从新考评中国3G的发展之路，考评拥有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TD-SCDMA的坎坷之路，考评国家投资、企业投资、市场竞争、科研体制、竞争环境、投资手段等再也不可回避的问题。与国际电信市场相比，现在可以从高端技术的研发、市场推进、服务方式、投资人选择四个方面看到我国的落后之处。面对国际电信业新一轮并构，我们自己的电信业究竟能否进行一次惊天地，泣鬼神的颠覆式创新吗？

    一、中国电信运营业何以获得创新的动力

    全球电信业的再次重组，动力来自于颠覆式技术的应用和企业运营模式的创新压力。比较而言，在管制体制不开放的情况下，中国电信运营企业的技术创新和运营模式创新似乎已无路可走，行业主管部门平衡各种利益的能力也黔驴技穷。有人把现在的三大电信运营企业与行政主管部门的关系比喻为鬼和神的关系，指出：神鬼本非同门人，焉道神为鬼敲门。看罢云飞彩龙舞，家鬼以何定煞神。

    几年前，我国的电信运营商面对3G，就开始竭尽全力地讨论智能网问题，仅业内外高端研讨会就举办了多次。我参加过几次，在发言中曾泼了几盆冷水。道理很简单，在电信管制体制仍如老母鸡护小鸡的状态下，竞争体系是不可能真正建立的，而没有市场化的研发环境和责任人制度，国有电信运营商谈创新，拓展新的应用技术（比如智能网）只能是纸上谈兵。

    当前，三大电信运营商表面看是在主动创新，而客观上基本是被动地找出路；表面看是不创新就没有发展，而具体看越不创新活得越踏实；表面看是上百、上千亿的资金投到技术研发之中，而仔细分析则是拿国有资本做筹码，买别人的技术和东施效颦地仿别人的商业模式；表面看三家公司用户与业务竞争已白热化，但拿出财务报告一看竟都是毫不吝啬地拿国有资本砸市场容量，根本不顾及国家资本权益、股东权益。

    运营商如此这般为事，根本原因在于资本是国家的，企业是国家的，决策是国家的，责任制也是国家压下来的。中国的三大运营商在市场竞争中是实实在在的“五无”公司，无需要自己背责任，无需要掏自己兜里的钱，无需要主动背负发展使命。无需要担心企业亏损破产的预期；无需要承担与国际对手硬碰硬的压力。手持10多亿用户，歇业租楼也能熬三年。

    所有这一切，都是国家大包大揽留下的后遗症。

    中外企业发展的历史经验充分表明，创新的动力绝不可能来自于政府，只能来自企业自身。中国电信业的创新，成功的案例同样来自企业内部，通信制造业中的华为是典型的案例，如果华为从创业第一天起就被政府包着裹着，华为可能至今仍是一个张嘴等奶吃的孩子。大唐移动本可以在竞争中获得良好的发展机会，但政府插手太多、太深，谁都想在中国TD-SCDMA的发展中指手画脚，一个小媳妇硬是让无穷多的婆婆搞的迷失方向。大唐信威是中国无线通信技术创新的领先者，Mcwill无线传输系统当年曾领先WiFi，但最终不是四死在竞争市场，而是死在主管部门的行政干预之中。下一步我们可以看看联通沃3G的结局是什么。依靠政府投资，依赖政府对垄断的保护，未来三大电信运营商在创新领域能搞好智能通道就算对得起国家上千亿的投入了，再痴人说梦，恐怕当竞争市场迫使虚拟网和转售必须推出后，三大运营商真的要靠卖办公大楼来发工资了。

    现在回过头看，特别是这次谷歌收购摩托，微软收购诺基，我发现中国的电信运营市场还有许多事情要解决。一是公平市场如果不建立，对民营资本不有效开放，中国电信运营商早晚就是摩托和诺基的结局，即便国家保护它们，总有一天这块壁垒也守不住；第二，在颠覆性技术层出不穷的竞争市场，中国三大运营商不是扶不起的阿斗，而是甘愿让政府把自己当阿斗呵护的行政寄生虫，所以，不可能主动创新；第三，不公平的竞争和要素市场紊乱的格局，完全有可能把华为、中兴这样的中国“科”字号企业拖垮、拖死；第四，目前在全部央企中，只有电信运营业还有打破垄断的一丝希望，所以，改革的局部突破尤为重要。

    因此，现在必须在以下方面实现突破。

    第一，让三大电信运营商溯本归元，真正回到独立企业的位置，将投资经营权全部交给运营商，而不是由相关部位盲目干预和无效指导。

    第二，取消国家财政和主管部门对三大电信运营商的直接投资，运营商的投资与新业务的发展资金全部由金融机构信贷支持，或由运营商自主融资，彻底切断电信运营商对国家投资的依赖，消除低效率、高成本使用国家专项投入的弊端。

    第三，对于普遍服务类投资项目，由金融机构设置专项基金，国家予以信贷贴息。

    第四，电信管理部门重新定位对电信运营商的考评标准，其一，重点考察运营商的高端技术投入和投资效果；第二，重点考评运营商在国际同行业中的综合竞争能力；第三，重点考评运营商重大技术（比如智能网）的互联互通、技术标准相互融合（比如苹果智能手机在三大运营商机卡共用标准的谈判和市场推广）等。以法律标准替代过去的行政管理，以法律原则实施独立监管的职能。

    第五，国资委除了考评三大电信运营商业绩指标外，必须要求运营商在上缴税金的同时，每年向国家交纳红利，取消红利返还，以红利作为企业发展资金的做法。

    总之，面对国际电信业的巨大变化，中国电信企业要在逆境中奋发图强，一是要靠科技发展，二是要靠企业自主发展，三是摆脱政府保护，四是正视市场开放和新的竞争对手的进入，五是国家要加大开放力度，以法律管制替代行政管制。

    二、独立监管机构的建立，要首先剥离行政权与投资权

    建立独立监管机构是促进企业按市场竞争原则发展的基本条件。

    关于建立独立的电信监管机构，我国已经研究了10多年，但一直没有进展，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研究电信监管的部门和机构始终是在从权利分配的角度出发探讨监管的独立性。试想，如果几个利益部门在竭尽全力进行利益抢夺的时候，怎么可能产生独立的监管机构呢？所以，这几年搞独立监管机构建设，是在建立路径上出了错。我建议，撤销工业和信息化部，发改委和工信部合并为一个国务院直属的经济发展指导办公室，将电信管理局完全独立出来，电信管理局只负责行业门坎标准，取消按所有制等行政标准评估电信项目的老办法，电信企业的投资审批从发改委、工信部剥离出来，项目是否上马由金融机构，企业和行业法规决定。由此，失去审批权（间接投资审批权）的电信管理局就可以成为相对独立的“以法为准”的监管机构了。这种建议看上去很理想化，其实很易操作，特别是在当前的社会经济环境下，完全有突破的可能。

    三、应对新的技术挑战，中国需要统一技术标准

    关于通信智能网和智能终端的协调发展，中国电信运营商再不归位和自主发展，中国在通信高端领域将再无一席之地。

    中国联通、中国移动、中国电信都在发展苹果智能手机，联通去年靠贴补话费拼杀一年，股东的利益受损巨大，将大量营销费用摊入成本，导致2010年亏损，本以为今年能转好，结果进一步摊费用，今年业绩可能更难看。中国移动做苹果手机，把本应分给老百姓的分红钱当作研发投资成本，结果移动苹果卡与联通卡不可共享，各有标准。中国电信同样如此。各自为政。三家运营商，9亿手机用户，难道就不能以谈判迫使苹果为中国三家运营商制定统一或融合的制式标准吗？这不是苹果公司的问题，是中国三家运营商拿老百姓的分红钱互相残杀（国资委把企业上缴的分红钱，返还企业作为发展基金）且不负担任何责任的恶果。外国侵略者不需要飞机大跑，坐等中国国企自相残杀，就足以完全夺取中国智能手机的天下。在智能手机领域，不是政府转移支付，是运营商把百姓的钱转移支付给了苹果公司。再不改行吗？

    四、通信业全面对民营企业开放是大势所趋

    关于民营企业进入电信业，决策部门必须放弃计划经济时代的传统思想。关于垄断型行业对民营经济开放，出了两个《36条》，结果全都变成“散溜跳”了。原因何在？就是我们的决策部门思想仍停留在计划经济时代，在定政策时首先想的是“我能给民营企业什么？”而不是“我们能给中国的企业什么”。定政策的人事先已把民营和国有截然分开，所以再聪明的办法也不可能把蛋糕分均匀。事实上，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和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除了投资主体不同外，国有和民营在市场中已没有差别，在技术创新、市场竞争、治理结构、优胜劣汰、人才开发、博弈手段、国际化能力、抗御风险等方面，民营企业比国有企业的优势更显突出。从产业安全、经济安全的角度看，民营经济的社会责任（从多角度看）绝不比国企差。如果决策部门将民营与国企都视同中国企业的话，我们完全没有必要在瞎花精力研究对民营开放问题。建一套标准法律、立一套公开监管规则、确定同等的税收制度、实施一致的投资政策。中国的企业将会发生巨大变化。现在是改的时候了，我认为各种条件都已具备。

    五、融合发展要靠市场的自生机制，政府干预将适得其反

    国家要求“三网融合”和“两化融合”本身就是伪命题。网络的融合不是政府想怎样就能怎样的，它有自己的发展规律和融合的条件。政府投资再多资、给再多政策，市场不买帐，都是白费。所以，政府职能要归位，不要直接干预市场的正常发展和演进，不要告诉我们“揠苗助长”不对的同时，自己用老吊车直接拔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