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被美元表面的疲软所蒙蔽

　　摘要版见《经济观察报》2001年8月29日

　　美债评级下调，美元进一步贬值，使许多人开始担心美国正面临着比2008年更严重的金融危机。自标普下调美国国债信用等级后，危机论愈演愈烈，使市场产生强烈的恐惧感。

　　美债危机真的如此可怕吗？中国的经济会因为美元的疲软而倍受冲击吗？美元的贬值和美联储的各种举措是否再次隐含着市场常说的“阴谋论”？中国真的没有能力抵御这次全球性的危机吗？

　　回顾一下近三年全球围绕金融危机问题所产生的各种经济现象，我们暂且不说这种危机是否如舆论界业所言的那么危言耸听，单就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来看，美国的真正损失究竟表现在哪些方面呢？雷曼的破产殃及的是其海外股东，而高盛和华尔街均被美国政府包裹得前所未闻未有的严实，美国政府为救市所产生的巨额财政赤字同样靠美钞疯狂的印发，转嫁到全球各个经济体，其本身所受的实质性冲击微乎其微。国债信用是什么，是“自己写给自己看的检查”而已。这使我们不得不再次相信，美元经济所拥有的危机转化能力至今都没有被真正削弱，美国对全球金融体系的影响很难在这次信用下调后有所改变。

　　一、美元疲软和美国外债，究竟带给我们什么？

　　在这一轮债务危机背后，政治谈判使美国政府表面看面临严峻的削减赤字压力，但是，在美债上限上调后，美联储再次获得狂印钞票的机会，而美国政府在削减开支的手段上也远非外界解释的那么苍然无力。

　　金融风暴的阴谋论事实上再次主宰世界。美联储有足够的能力重组国际资本市场。在庞大的美国外债中，中国、日本、英国、俄罗斯除了担心美元贬值外，没有更新的思路应对美联储操纵汇率市场的办法。

　　美国真的会让美元贬值把自己推到衰退的那一天吗？这是天方夜谭。美国无论如何也不会放弃二战以后对全球经济和金融的主导地位，认为美国会放弃美元霸主地位的只能是一些学究们的臆想。美元之所以倒不了，归根结底还是美国的经济基础，这个基础首先是美国在全球的科技主导地位和发达的现代制造业地位。尽管有预测表明2016年中国在全球的制造业会超过美国，但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刚刚发布的统计数据告诉我们，美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制造业经济体，在2010年全球产出中占据大约20%的比重。还有数据表明2011年1月中国的制造业在全球的销售额已经超过美国近0.5个百分点，但这不过是一种数字游戏，源之于人民币的升值而非真实的产业能力。实事求是地讲，从产业支配能力看，美国现在以至未来数年仍是全球制造业的主宰者，特别是现代高端制造业的主宰者。

　　汇率的主宰能力和国内产业的安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际市场的出口总量和国内市场的承载能力。换一个角度讲，作为全球性的经济大国，出口总量直接决定其在国际竞争中的话语权和主导权。美国长期身居全球出口的第一位，至2010年才被中国超过，退居第二。中国加入WTO后，出口总量快速增长，2010年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出口总量达到15779亿美元。但是，大国经济的另一个重要指标是出口与内需的比例，如果一个经济大国的经济发展主要依赖于出口，而缺少稳定庞大的内需市场，其经济的安全性和稳定性都会严重受制于国际市场和第三国。至2010年，美国的外贸依存度约为16%，而中国高达60%，其中，中国的出口依存度在25%左右，美国仅为6%。这基本决定美国短期内几乎不会受到中国产品的冲击，加上美国不断推出的贸易保护和关税壁垒，使中国的出口型制造业和加工业，几乎撼动不了美国实体经济在全球的绝对垄断地位。同时，美国发达的服务贸易，远超过欧盟和所有发展中的经济体，美国经济的发展具有坚实的市场基础，美元坚实的经济基础使其仍属于全球最稳健的货币，而美元的表面疲软，无非又是美国的一次危机转嫁手段。此外，除德国几乎所有的发达国家外贸依存度都在20%以下，出口依存度10%以下。正是由于有国内庞大市场的支撑，所以在国际经济危机时期，发达国家有更多的内部化解风险的能力，同时，可以对汇率采取灵活和强硬的控制手段。这一点，美国政府和美联储看的极其清楚。相比之下，中国仍处在内需不足，过度依赖海外市场的阶段。

　　所谓美元的阴谋论，表面是在诱发美元的快速贬值，但随着欧债危机在欧元区的连锁反应，且在救助手段上短期回天乏力，使美元足以坐收渔利。同样，当欧洲央行理事不断加大购买欧元区重债国国债，刺激经济复苏时，欧洲经济的复苏也会对美国经济带来更大好处。此外，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金砖五国”的通货膨胀和结构性矛盾，使各种危机一触及发，美国的输入性通货膨胀使其能更有效地影响金砖五国央行的货币政策。所以，美元在被人为低沽后的绝地逢生，指日可待。我们假设期限是五年，到那一刻，即便英磅、日元都可能成为新的国际货币，人民币也可以进入国际储蓄性货币体系，但美元的快速升值足以让这些国家经济再次陷入前所未有的灾难。特别是那时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复苏和黄金价格的快速下跌，将使经济失衡的发展中国家的各类资产价格严重失衡，黄金、房地产、股票这些居民家庭性金融资产的价格下跌会使相当一批中产阶层沦为赤贫者。

　　在这些阴谋论之中，美国政府会以同样的受害者身份予以抗议，而美联储则会远远地躲在美国的金融大鳄之后，静观事态的变化。

　　所有这一切均证明，我们不要被美元表面的疲软所欺骗，更不要相信美国国债信用下调会使美国失去霸主地位。中国要崛起，就必须正视对手的实力，扬长避短，力求主动性发展。

　　[1]数据来源：美国财政部网站

　　二、现代工业体系的快速发展是中国抗衡欧美贸易保护主义的长远对策

　　俄罗斯针对美国信用评级下调，明确提出发展现代工业以降低美元信用危机对俄罗斯带来的不利影响。由此，可以清晰地看到俄罗斯的经济发展战略。

　　欧美债务危机和信用评级的下调，表面看会影响到中国在国际市场的购买能力，而更重要的影响来自于未来国际金融市场的不确定性和风险变化。中国要进入国际金融市场，并获得更高的话语权，并不会因为美元信用的下降而增加新的机会。因此，我们需要做的更为重要的事情是防止欧美挤压中国制造业市场和实施对华新的贸易保护，迫使中国用更廉价的制造业和加工工业产品来补偿美元的损失。

　　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手段是提高中国现代工业的水平，提高工业技术等级和产业链深度。从未来20-30年看，中国作为全球第一大制造业国家的地位不会改变，中国以制造和加工产品作为出口主体的格局也不会变。传统制造业长期困扰中国摆脱不了廉价制造产品出口的问题，成为中国难以获得国际贸易市场主动权、话语权的最大障碍。因此，中国在“十二五”期间必须走先进、现代制造业的发展道路，要通过强大的资本和技术投入，完成中国跻身于世界现代制造业强国的目标。

　　制造业的全面升级不可能采取遍地开花的方式，必须采取重点领域突破，重点企业领军，以局部突破带动整体发展的方式。那么，谁能承担领军的重任呢？客观地讲，中国的中小企业已经充分市场化，它们对技术进步和创新的退缩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短期利润约束和技术研发的资金不足。这是一个短期内难以改变的问题，不仅中国如此，发达国家也是如此。因此，全面提高中国现代工业的发展，加大技术投入和创新投入，仍需要以规模化的大型企业、行业主导企业为主体。

　　在产业突破的重点领域，电子与机械无疑是中国未来最大的产业突破优势和市场控制优势。从现状分析看，我国的电子产品主要集中在组装和承担外包加工领域，电子制造业的自主知识产权少，产业渗透缺少竞争力。不论是珠三角的微电子元器件产业，还是苏南的计算机组装和配件生产企业，不仅仅受制于欧美客户的需求，而且受制于台湾和东南亚市场，产业发展的稳定性、可控制性和主动升级性都很脆弱。相比而言，将研发、技术集成和销售捆绑为一体的深圳高技术企业，特别是像华为、中兴这类集软件开发、通信应用、系统集成、消化吸收于一体的高科技企业，已成为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参与国际顶级竞争的主力军。因此，在国家的产业扶持政策上，一是要加快促进苏南、珠三角地区外包型电子产业的升级，而且要快速培养行业龙头企业，要将国家级的重点创新工程和技术升级项目布局在这一区域的企业中。二是要以公平的竞争环境和政策环境对待国内龙头类的非公企业，在技术项目、产业项目、国家战略性项目等方面，给予这些民营公平的待遇，要充分发挥它们的市场优势、竞争优势、公司治理结构优势和现代技术管理优势。

　　在重型机械工业特别是装备机械领域，目前中国比美国和日本至少落后30年，比欧洲和俄罗斯落后20年。这是中国发展现代工业的一大软肋；在精密机械领域，我们与欧美的差距更大，比俄罗斯也要落后数十年。如果国家不把机械工业科技化、现代化、重型化和精细化作为重点，中国就难以改变在现代制造业中与发达国家竞争的被动局面。

　　要解决这一问题，产业政策的调整是必需的前提，要集中优势，避免分散投资，规划要以国际前沿技术和项目为突破点，高端应用技术的研发，要变政府主导为市场主导，研究院所主导为高科技企业主导。要在金融投资手段和财政投资手段两个基本层面予以协调投入。同时，要建立产业集群式发展，形成龙头企业带动下的产业集群发展，建立完整的产业链上下游关系，以梯队发展推动产业整体的升级，特别是带动中小企业跟进式的发展。

　　三、加快我国金融体制改革速度，以开放应对危机

　　前面的论述可以表明，美国债务危机以及对全球金融市场的影响，已不再是讨论风险的阶段，紧迫的是找到化解风险的手段。

　　从表面情况看，对待市场环境的进一步恶化，中国中央银行和美联储几乎都已经用尽所有的政策工具。但美联储的日子仍比我国中央银行好过。因为中国人民银行的政策工具基本受制于中央财政和国家行政干预，而美联储在这些方面享有充分的独立性，以及与政府的制衡权，拥有进一步调整货币政策的自主性。我国财政管理体制与银行管理体制虽然不可能照搬美国模式，但一些解决危机的机制和决策权归位还是可以尝试的。

　　在解决危机的手段上，美国的手段基本都已亮相。从当前美联储的思路看，对解决债务危机的办法，其实早有深谋远虑的预案。其一、允许美国政府延长国债期限，迫使投资人选择风险更高的产品；其二、降低存放在美联储的各商业银行准备金的利息，推动商业银行的进一步投资，刺激需求；其三、在前两个方案都不奏效的情况，推出QE3（第三次量化宽松）。总之，三个手段看上去都有道理，但也如美国资本界人士所言：“咖啡喝多了，不但清醒不了，反而醉生梦死”。所有这些，都会迫使美国对正在萎缩的制造业施以强行剂，这也必然回波及到我国沿海出口型制造企业，因此，中国沿海出口型企业尽快扩大国内市场将是一个长治久安的战略。中国要想避免这样的经济灾难，不是绞尽脑汁地去想办法减持美国国债，而是要尽快改变传统制造业的技术振兴方式，最大可能地挖掘内需市场，给予经济运行更多公平和竞争环境，逐步减少传统制造业对海外出口的依赖，推进新型制造业的发展和对海外的影响力。

　　美国的方式同样提醒中国政府决策部门，要更好地使用货币政策工具，而不是像投资两个四万亿那样，以财政投资和财政干预削弱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中央政府要快速退出对一般性固定资产建设的投资和一般性地方工业项目的资本支持。要充分发挥市场的导向作用，要力争缩小中国与发达国家在货物贸易等级上的差距，同时，尽快建立先进的服务贸易运行体系。

　　此外，在综合风险受制于美国金融状态的情况下，中国除了要在制造业和其它出口产业领域做好应对措施外，更重要的是优先解决自身在金融领域中直接或间接的风险，至少要找到一个中期平衡点。

　　在“十二五”期间，转变发展方式无疑是提高中国经济稳定，强化抗风险能力的重要手段，通过控制GDP的过快增速，优化资源配置，调整政府投资性支出结构，使金融市场的发育与生产市场的扩容协调一致。

　　由此，下一步改革中，如何允许建立更多的适合市场需求的中小商业银行，已成为建立公平资本市场的关键问题，中小银行的发展与监管手段的建立，对于中小企业的健康发展和公平市场的建立，举足轻重。

　　对于我国持续增加的外汇储备，如何化解可能存在的风险，也是当前保护国家金融安全的一项重要任务。对于如何使用外汇储备，目前众说纷纭，有学者建议把外汇储备全都分给老百姓，认为这钱本来就是人民的；有人建议把外汇储备等额分份，以有价证券形式等额分给老百姓；还有人认为可以让央企拿出剩余利润来购买外汇储备，对冲掉外汇占款。我国政府则主张扩大进口，减少外贸顺差。还有人提出军队要设法购买欧美先进武器，国家要全力购买国际高精尖技术产品。相反，国内生产企业认为，现在能从国外买进来的大都是我们自己能生产的产品，扩大进口，国内企业干什么去？出口型企业指出，企业是否继续扩大创汇无所谓，问题是企业不出口了，出口型企业中上亿的工人去何处就业？可以看出，上述建议均属于被动性削减外汇储备的手段。

　　对于不断增加的外汇储备和沉重的外汇占款，我国必须建立主动的应对手段。业内专家提出的“中国应该要求美国为未来美债潜在的损失提供担保。如果美国要获得中国的资金，可以要求美国来香港或上海发行人民币债券，再通过外管局兑换成美元，从而给国内投资者更多的选择，也减缓中国外汇储备的压力。”我认为是一个具有启发性的思路。但是，要获得主动权，还需要中国主动制定一系列对策手段。从外汇储备内部结构看，2000年，净出口对外汇储备的影响率为14.56%，至2010年已降至5.73%，可见，中国的外汇储备和外汇占款主要来自于海外在华投资。

　　由此，我建议对于巨额外汇储备，目前可以拿出一部分投放到高技术企业和重要产业，这笔外汇以股份的方式进入战略型企业，使这些企业有充足的外汇资本，从国际市场“化整为零”地购买先进技术和专利使用权，再由国家综合性机构和高技术企业完成技术集成。对外汇投国内高技术企业，中央财政可以考虑贴息或信用担保，中央银行的外汇也可以通过企业的分红、兑现、股份出让等方式保值增值。最终，以局部突破打破发达国家对我国的高新技术封锁。外汇参与高技术股份，要公平投放，不论国企还是非公企业，要公平对待。国家有关部门可以组建专业性的技术投资评估机构。

　　对于市场货币供应量和宏观调控问题，我认为当前最重要的是明确划分中央财政和金融机构的职权和责任。中央财政要逐步退出重大项目以外的一般性投资领域，竞争性建设投资的融资由地方企业自行解决，地方政府不得再“跑步进京”，为一般性工业投资项目跑要专项投资。今后，要逐步给地方商业银行更多的投资自主权，在省管县改革试点的基础上，使地方工业投资的主体由政府财政全面转向金融投资。这种变革对于企业主动地去劣存优，主动创新和加大技术投入是不可缺失的手段。

　　最后，我认为在一些具体的操作手段上，要积极探索，勇于创新，大胆尝试，坚持开放。

　　其一、从长远发展看，利率市场化应该比加息等的中长期效果更好，在央行准备金率难以再次上调和市场货币供应结构失衡的情况下，权力的下放至少可以促使各产业去劣存优，使利率的杠杆作用更多地体现在投资领域。因此要加大这方面的研究和实践力度。

　　其二、放宽汇率管制，风险虽然存在，但这是大势所趋，不能回避。因此，加快建立汇率市场化的操作手段，推进人民币自由兑换的进程，加快人民币国际化的步伐。

　　其三、扩大人民币境外发债规模，加快跨境人民币结算范围和业务领域，全面提高人民币信用等级，尽快实现人民币国际储蓄货币的职能。

　　其四，调整中央财政投资职能，将一般工业项目（规划内投资）投资由中央财政投资转交给中央银行执行，再交与商业银行投资，逐步削减中央财政在经济领域的直接投资功能，理顺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的关系。

　　其五，国务院应进一步加大协调机制，促进外汇管理部门同经济主管部门的协作，在现阶段抓好大宗商品的进口，并进一步实现外汇储备多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