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7世界电信日演讲速记稿（未删节和修改）

中国入世十年看电信发展：成就、问题、挑战

——并及农村信息化问题

各位领导、各位嘉宾，非常荣幸能够参加今天这个论坛。刚才主持人和两位领导都提到，今年是中国入世十周年，我们经历了很多事情，很多都是举世瞩目的，我们如何回顾这十年电信业的发展，它的经验、教训，以及对我们未来提供的一些前瞻性的思路，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另外我们要通过这十年的发展，展望一下未来十年中国电信业应该是怎样的一个发展路径。

让信息技术来改善我们农民的生活、提高农民的收入，这是我们今年电信日的主题，我觉得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先讲第一点，从WTO的角度回过头来看电信业的发展。我不是电信圈的人，我是搞宏观经济研究的，从局外人的角度看电信业的发展，可能有一些东西能够更客观一些。

    我记得非常清楚，在中国和美国进行WTO谈判的时候，谈到最难的时候，谈不下去了，就是关于电信业究竟开放多少。当时我们工信部的领导是政策法规司的刘司长，代表中国和美国去谈。当时从国内的专家、国内的运营商，包括政府测算的结果，中国的电信业最多在股权上能够开放到23%到26%，也就是说我们开放到23%就到顶点了，超过23%我们的电信安全就没有了，所以最后谈不下去了。中美谈判完之后，因为最后拍板是晚上中央最高决策层，第二天早上我们去工信部，就在政策法规司等结果，包括部里很多同志都在等结果。当刘司长将最终的谈判结果告诉大家时，就是后来公布的基础电信业最高开放比例最高49%，不超过50%。当时在场的所有领导，包括从事电信的管理层干部都有惊呆的感觉，觉得这个开放比例不可思议。我的感觉当时我们有一种叶公好龙，我们渴望开放，但是当开放来到身边时觉得不可思议。

    当时我们最担心，或者最担心由于开放造成市场混乱的领域，电信运营特别是基础电信的运营领域，到现在没有一家外国参与我们的运营商，除了西班牙等的一些投入，一些战略性的合作，真正参与我们运营的一家没有，包括工信部自己也在反思，为什么没有。不同背景下的运营方式是不同的，2001年时我国经济跟今天完全不一样，看几组数据就可以发现这十年中国经济结构和总量的变化，完全改变了我们对外开放和对外合作的格局，如果我们仍然按照2000年刚刚加入WTO时的思维方式，我们来判断我们下一步的开放，包括电信的运营体制改革，包括对垄断的调整和改革，我们肯定要走到一个误区当中。

    2000年时我国的外汇储备才仅仅3千亿美元，至少要比现在低七八倍， GDP不到10万亿人民币，也就是2000年时我们在世界上是纯粹的发展中国家，在总量上是没有发言权的，我们的电信业当时也很落后，移动和电信没有分拆开，中国电信一家是绝对的垄断，或者说自然垄断。那时整个国家经济的运行体制和非常脆弱的，WTO谈判时我们两个领域最担心，一个是通信领域，一个是农业。现在不幸被言中的，我们当年认为我们成功的谈判，农业，我们没有认为问题的，最近出现问题了，主要是反映在东北的大豆上，细节我不在这里展开说了。电信到现在为止，我们原来所认为的所有危险，包括信息安全，其实都没有出现，反过来这十年当中我国电信业获得了超高速的发展，就像古局长说到的数据。今天不论是移动用户、固网用户，还是互联网用户、宽带用户，在世界都是首屈一指的，尤其是我们庞大的需求体，在世界上构成了最大的电信消费市场。

    也就是说尽管我们在技术领先上没有话语权，但是我们在市场的操纵上我们是有话语权了的，由于我们加入WTO，实际上中国的电信发展拯救了摩托罗拉、诺基亚、爱立信，如果没有中国移动市场的发展，诺基亚、爱立信可能早就倒逼了，西门子也早就没有了。如果没有中国庞大的电信市场，苹果的iPhone不可能在短短时间内获得高速发展，并且很快形成自己的商业模式，因为苹果的商业模式在中国才是最有效的，后台服务和最后的手机界面的商用服务可能只有在中国最有效，今天不仅仅是世界改变我们，我们也在改变世界。

    中国入世十年，我们发现中国真的在改变世界，我们的GDP是全球第二，外汇储备第一，我们在很多领域，由于总量的扩大，使中国总体经济的影响力在扩大。但是我们冷静的看一下这十年走过的历程，其实也可以发现面临的挑战和压力是非常大的。简单回忆一下我们入世十年的变化吧。

    首先为了配合WTO、配合开放，我们实施了第一轮的电信重组，中国电信分拆，将移动分出来，将市场份额分散一下，达到发达国家认为不是垄断的标准。这一轮分拆历史给了它很多的评价，我不展开说了。至少我们当年没有想到移动市场会发展如此快时，今天中国移动已经在全球非常非常快，而且移动普及率，其实在农村的移动有效普及率超过固话。我在农村就看到老头老太太拿着手机跟在外面打工的孩子通电话，因为它的优惠比固话还要大。第一轮分拆是移动的发展，但是很快我们发现，我记得很深的，中国加入WTO之后，我来广东省，省委宣传部请我在所有地级市做了一回巡讲，我最深的感受，中国加入WTO开放的是叫电信业，其实错了，我们开放的是电信服务业，WTO的条款当中，美国人和中国人谈判之所以很困难，中国不愿意答应美国的条件，关键不是在电信两个字，而是服务两个字。我们知道随着美国1990年提出全球经济一体化，包括90年提出信息高速公路之后，整个发达国家的经济运行支撑体系变了。原来发达国家是现代、当代或者是超前，或者是后工业化社会，实际上是进入服务支撑下的服务贸易社会，现在服务贸易占到美国GDP的70%，也就是说美国主要是靠服务贸易，GDP靠电信、保险、航空、零售业等来实现的。

    我国2010年底服务贸易仅仅占到30%，跟美国正好反过来。而我们的服务贸易30%当中，又有80%是属于传统的一般商业。2000年美国已经进入服务贸易为主体时，中国还是服务化的初中期阶段，所以谈判的经济筹码不一样，而我们自己没有深刻的理解WTO和关贸总协定的差别。关贸总协定的基本约束是关税和配额，而WTO的基本约束是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知识产权，其中最重要就是美国在1994年乌拉圭回和谈判最后将关贸总协定消除之后，成立世贸组织，最重要的就是服务贸易。如果我们在1994年加入关贸总协定时，不会影响这么大，但是WTO我们面临的是服务贸易。至今我们还没有深刻的理解，包括电信运营商，包括国家发改委。国家发改委每年做的中国高技术产业的统计年鉴，关于通信信息技术里还叫信息制造业。这个很可怕，我问过如果现在还叫通信制造业的话，根本看不出我国这十年的发展究竟给我们的信息产业、通信信息产业给社会做出多少贡献，现在我们至少叫信息服务业，在统计年鉴中的比重，否则无法计算三大运营商在其中获得的收益。

    去年我给一些省市做十二五规划，在中部和沿海地区时，我建议他们在十二五规划能够将信息产业、信息服务业融入到他们的规划体系中。实际上我的目标就是实现两化融合，很多的市委书记都问我，信息服务业能够给我赚出多少钱，能够计算出GDP，十二五期间按照你的规划，信息对GDP的拉动有多少。我算不出来，实事求是的说我真的算不出来，我也找过很多专家说咱们算一下，算不出来，后来我在家里想一想，有一天在卫生间里想明白了，我就再去那个地方时，跟那个地方的市委书记、市长说，我问你一个问题，如果你将所有的手机和固定电话都拆了，不要用了，你看看你的GDP下降多少。他说我的GDP至少要下降一半，我说为什么？他说我一下子就退缩到最传统的工业生产方式中去了。我说把互联网拆掉，GDP会下降多少，他说撤掉电话和互联网，我就回到30年前了。

    农村信息化究竟提高农民多少钱的收入，其实我们也是算不出来的，但是现在我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这就是我们的村通工程，我国全国电话的普及率到自然村达到98.5%、99%之后是什么概念，中国农村人的行为彻底改变了，只要拿起电话能够跟几千里之外亲人通话时，他们的生活彻底改变了，当然宽带是另外的概念。

    回顾这十年我们的变化，最大的变化就是中国人开始了解服务的概念。苹果、iPhone给我们的震撼是服务的理念，实际上我们今天的运营体系，包括今天在这个酒店，我对这个酒店最深的感受，跟广州其他一些酒店不一样，服务非常到位，其实硬件不到位，软件很到位，不像广州很多酒店硬件非常到位、软件不到位，其实强化的是一种服务的概念。WTO对中国带来的第一个大变化，让中国人认识到今天我们要想从经济大国变为经济强国的话，我们必须在服务当中去寻求新的收入。

    中国联通曾经委托我做一个项目，这就是说你给我展示一下在十二五期间我们联通的生态环境是怎样的。我当时听了之后也很莫名其妙，你到底希望我回答什么？他说你能不能告诉我，未来五年或者未来十年全球市场的形态是怎样的，这种形态外围的变化对电信运营业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他希望了解这样的外围生态圈，而不是直接回答联通是应该发展宽带还是发展移动、固话的融合业务，还是拓展市场，还是怎样的。我觉得这个问题很有意义，其实我们今天来看一看，整个的电信业，也要判断一下整个外围的环境正处于什么样的变化。

    有几点变化我觉得一定要引起我们的重视，未来我们电信业在国民经济中它的位置究竟是怎样的，很多人都在说电信业已经衰减了，在GDP中中国电信业占的比例越来越低，其实错了，按照信息制造业肯定是越来越低，如果按照信息服务业，我们的GDP当中通信信息产业的比重是逐年提高的。我跟一些专家讨论问题时，他们觉得很悲伤，觉得我们是过去的英雄，我说不对，这样的计算方法不对，不能按照卖多少手机、多少交换机、多少系统来算，而是按照服务的渗透能力。我为什么讲这样的一段话呢？因为我们国家今天的经济，加入WTO十年之后我们发生了非常重大的质的变化，这个质的变化其实就是我国十二五规划当中提出来的，要转变发展方式。

    我们很多人以为转变发展方式是一句空话，其实不是这样的，在中国整个的经济发展当中，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今天我没有用PPT，如果用PPT展示一些数据，大家可以发现这十年中国很多变化不是总量的变化，而是重大的结构性变化，今天我们谈经济发展，或者是电信业发展，更多是谈结构的问题，而不是总量的问题。2000年时中国经济是很轻松的，那时我们可以说是轻装进入WTO，而且世贸组织还给了我们五年过渡期。跟今天不一样了，今天尽管我们的出口、我们的GDP、我们的制造业、我们的外汇储备在全球都是第一位的，首屈一指的，但是恰恰由于中国这几个第一，导致了中国经济的一个巨大的风险，已经将我们包围起来了。

    第一个风险，这就是能源。能源的改变肯定依赖于信息技术，我知道目前国内有一批通信技术公司在往能源类的产品转化，用我们的智能网络提高能源的智能化管理，比如说现在上市公司里停牌的机智科技，比如说这几天股市涨的非常好的TCL，包括没有上市的华为，都在向能源转变。2000年时我们能源虽然有进口，但是很少，但是2010年能源进口占到我们使用量的56%，这是什么概念呢？不管你中国多强大，能源是超过50%临界点依靠国外。同样反过来，中国产品对国际市场的依赖于也越来越高，广东是我们国家最大的进出口省份，到今天仍然是最大的，我记得十年前刚刚加入WTO时，当时广东省提出的口号将加工贸易变为一般贸易，想多赚钱，但是十年之后看我国的外贸，尽管2010年出口总量是增加了，但是在GDP比例中看不出问题，如果拿统计年鉴看一个国家公布的统计公告看不出问题，但是如果按照支出法计算GDP的增加量，可以看到非常可怕的数字，在我们的GDP拉动当中，就是拉动GDP增长的比例当中，出口的贡献率和拉动力，有一个是负的40%，有一个是负的4.3%，也就是说我们今天的出口实际上对GDP是负效应。

    电信业回过头来说，我们今天也需要看结构。我讲宏观经济形势的目的，其实就是希望我们的电信业也要回来看结构的问题。我们第一次分拆，解决的是中国电信一家独大的问题，我们第二次分拆试图想解决的是有效竞争，解决市场结构的失衡问题，但是实际上没有解决。我们仅仅解决了竞争市场的相对活跃和资费的进一步开放问题。第二次分拆远远没有达到预期，这不是分拆本身的问题，也不是分拆方案的问题，是我们当时对制度设计缺少一个长远的判断，对未来长期的经济发展结构的演进缺少一个合理的判断，所以必然导致这样的结果。

    我们再回忆这十年的发展历程，可能最大的事件就是3G，中国主推自主知识产权的TD-SCDMA。这个事情今天大家可以回过头来很平静的评价，前几年如果评价TD的话，可能会犯错误，今天我们回过头来评价。当我们有一天研究中国国内经济发展史的话，当代国有经济发展史的话，我估计这个作者一定要写中国移动，一定要写中国移动是怎么做TD的，一定要写在这个体系下中国移动所承受的各种各样的纠节，我不说压力，我就说中国移动承受的是什么，或者说中国市场所承受的是什么。过去我们的判断，判断TD发展路径的思路有问题，TD技术本身一点错也没有，而且发展TD是中国国家的战略，但是在TD的研发体制、TD商业化推广中出现了一系列问题。今天我们要反思，在要展望未来十年中，需要总结TD产业的发展带给我们的经验和教训是什么。

    在入世的第一个十年里，我们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把握也走过一些弯路的，在十二五期间我们又提出了振兴发展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现在很多地方都在问怎么发展。在七大产业中就包括信息产业。信息产业面临着两化融合、面临着三网融合，面临着信息化真正渗透到经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包括今天会议的主题，用信息技术来改善农民的生活，我们怎么去做。中国移动仅仅在重庆做了最大的农村移动网站、中国移动在山西做了大的网站，中国电信在广东做了同样大的平台，仅做平台，不做服务，信息化的问题就可以解决吗？能不能解决问题，我们大家自己需要思考。

    这十年的改革，我们可以发现逐步将我们的电信业、通信信息产业引入到更深层的发展，这就是整个的市场衬托的背景不一样了，产业的外围环境不一样了，产业的融合关系不一样了，过去我们就可以谈电信问题，我们将三大运营商、四大运营商搞好就行了，但是今天不行，移动再强大，没有其他产业的配合你就到此为止了。联通、中国电信你固网做的再好，如果不跟其他的产业嫁接，你也到此为止了，或者说中国传统的电信业已经到了寿终正寝的地步，为什么？因为我们不愿意将触角像章鱼一样渗透到其他产业，或者即便我们愿意，其实三大运营商努力向其他的产业渗透，但是我们渗透不进去。

    我也曾经跟我们的几大运营商合作过，试图帮助他们跟其他行业合作，比如说石油、煤炭、电力、钢铁进行嫁接，在山东我跟山东联动说，山东省几个地方在搞十二五规划，我说你能不能渗透到传统制造业向新兴制造业改造的过程中，你帮助他建立一套智能化的体系，信息技术渗透到他们的管理流程、生产流程、技术流程，包括整个的物流营销过程。这个难吗？不难，甚至可以借助物联网的技术。联通当时非常兴奋，我当时找了联通、找了移动，两家我都找了。联通连夜开会，说我们马上准备在这个地方投资5个亿。我当时听了非常兴奋，联通的效率太高了，移动是想了三天之后找我说也准备投5个亿。但是具体谈时谈不下去了，我将当地负责工业的领导请来，大家坐在一块碰看怎么做。联通说我可以保证所有的光纤铺到所有的地方，原来铺不到的地方全部铺到，你们全部使用我的手机。我将你政府的电子政务网和企业的网架起，视频可以连接到田间地头，这些钱都是我们来花，不用你们花。但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谁来运营呢？因为没有运营的话，你这一套体系就像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动车铁路建的太多了，没有人来坐一样。我说能不能找一个转型的通信制造企业，但是这个平台的搭建，地方说我不付钱，联通说我前面的钱不要，但是后面运营的钱我为什么还要给？企业说了，我在这里做数据库搞服务我不向农民收钱的，我凭什么要来呢。这个项目死掉了。

    有人在声讨运营商，说运营商缺少跨行业融合的包容度，错了。也有人指责企业太落后，也不完全对。其实就是一个体制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从十年前加入WTO时，那个时候电信行业目标仅仅是满足普通老百姓的需要，满足像银行这样大的系统，国家这样大脉搏的信息传输和储备的需要，还没有渗透到社会经济的各个层面。但是今天我们到了这个阶段，我们的产业发展已经到了这个阶段，正因为到了这个阶段，才有谷歌这个模式，谷歌可以在汶川地震之后，在甘肃泥石流之后，拍到的图片比我们自己航拍拍的还清楚，可以了解到中国老百姓的各种信息，所以我们可以把它驱逐到香港去了。它的商业模式、盈利模式、它和运营商的关系是什么，为什么谷歌今天大规模的收购光纤，甚至自己建光纤，今天的产业关系改变了，我们运营商一定要知道。

    未来的十年，我们运营商就是两条路，或者就真的是电信制造业，或者是渗透到服务中，你的解决方案告诉工业企业、生产企业能够为他们解决什么，而不是只帮他们铺设光纤、搞好固网，或者是无缝的覆盖，这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我曾经跟中石油的高管一块聊天，我说其实今天的通信技术完全可以做到中石油的老板坐在办公室里，你可以第一时间内知道全世界石油价格的同步变化，这很容易啊，伦敦的石油期货、美国的石油现货，同时我们可以知道国内今天进口了多少石油，有多少石油正在船上往中国运、什么时候到达，我们可以第一时间知道中国石油的进口量，同时第一时间知道中国每天石油的消耗量，第一时间知道我国发电企业每天消耗了多少石油，在第一时间知道我们每天挖了多少煤、有多少煤在路上运、有多少煤被发电厂用了、有多少煤被中国老百姓用了。在中国特有的行政干预体系下很容易做到，在办公室就可以知道以往和现在的需求情况，当然在办公室也可以通过各种视频、传感以及其他数据支撑体系，甚至可以知道所有加油站的情况，就像沃尔玛就是通过一个卫星，卖出去一瓶矿泉水总部都可以知道。但是现在他们可以想象，却不知道解决方案如何来。

    铁路实名制系统和铁路的电子购票系统做了几年，当然这里有别的因素，它也是垄断行业，不希望外部的资本进入，但是通过政府的协调，像这些领域的信息化工程都摆在了我们今天。但是我们的电信运营商去了之后，只是告诉我给你铺多少光纤，但是很少看到电信运营商拿着笔记本电脑，像华为的工程师一样展示解决方案，没有，我们都是展示赚钱方案。这样的低端竞争谈何信息化？

    我今天站在这里说话好像是不腰疼，其实不是，我们加入WTO十年面临更严峻的问题，这就是国有资本的管理体制问题。不是运营商不想改，现有国有资产的管理体制，所有的运营商也改不了。去年年底的时候，工信部也在讨论进一步扩大市场竞争，找我们做方案和项目，我们说这个项目原来已经做过，如果实事求是做的话，只要部长不生气就行。通信发展司就说没有关系，你可以无所顾忌的写，我们认为最大的问题还是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中国加入WTO，要将电信制造变为电信服务，如果没有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松动，永远搞不好。最早试图产权多元化，委托给一家职业经理人，结果什么都管，人家干不下去了，收回来亏损了，现在调整股权结构，就是很好的盈利模式了。中国移动也是这样，去年工信部提出新36条，就是鼓励非公经济进入垄断行业，其中包括进入电信行业。工信部找我们做研究，做到最后的结论就是民营经济进不去，我调研的民营经济谁也不愿意进去。我很吃惊，回去之后跟工信部的说人家都不愿意进来，结果我们工信部的同志说不进来好，我们也省得搞这个研究了，我们也省事了。

    为什么？还是国有资本管理体制的问题，按照工信部当时的想法，非公经济进入垄断行业只有两个领域，通信行业，一个是你可以建设基站，然后租给我，我如果是一个民营企业家，我太蠢了，我给你建完无线基站可以赚多少钱，还不如建完之后放在一个公司楼顶上，我拿回扣也比这个多啊。还有就是参股的方式，我计算一下中国民间游资最大就是在浙江，一千八百亿到二千亿，如果加入到一个公司，能够在董事会拿到一个份额吗？也可能进入董事会，但是有话语权吗？就像是SKT，就是因为在中国联通没有任何的话语权而走了，无非是债权变为股权，赚得很高的回报。谁也不能撼动现在国有的运营体制，那么到底能不能撼动，这是很重要的概念。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给我们最重要的警示，就是一个国家的产业安全和国家的安全，而产业的安全和国家的安全来自于国家中央政府对国家重大资产的控制能力。08年以后，全球经济衰退最大、最严重的国家，09年衰退最严重的是俄罗斯，GDP下降了百分之八点多。俄罗斯的体系，就是所有的国有资产都变卖掉，所有的垄断行业都变卖掉了，所以俄国实际上控制不了电信、金融、事业、钢铁。而美国将七千亿投入到银行体系当中，贴过美国的几大银行，丢卒保车，让雷曼破产了，但是这样一来韩国、冰岛、希腊等等一连串的主权债务问题就出来了。接着美国第二次的七千亿投给了通用。当世界上所有国家都在拯救国有资本时，我们如何拯救中国最庞大的资产这就是国有资本。我们财政收入中60%来自于央企，来自于国有企业，也就是说当我们出现汶川地震，出现玉树地震，出现甘肃泥石流之后，出现金融危机之后，真正能够保证国泰民安时，就是我们的央企。但是反过来我们的尺度如何把握，电信已经走到一个十字路头，不建立多元的平台也走不下去。现在电信业面临的，一个是服务，一个是资本市场。我们过去面临的是国有资本的管理，但是我们今天面临的是整个资本市场的评估。

    电信资本由于它有很高的技术含量，今天越来越多的跟资本市场联系在一起，还不仅仅简单是PE对你的关注，而是未来整个大的新的技术，资本市场对你的支持。比如说5·17，联通将宣布沃Phone商用，如果PE的支持也是很难做的，研发费用也是非常非常高的。TD就缺少PE的支持，不允许别的资本进入。下一步当我们国有电信企业，真正开展多元化业务时，尤其是真正实现两化融合，实现跨行业的产业合作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如果没有一个纽带，我们的电信运营企业是没有能力跟制造业和加工工业，和其他的垄断行业形成有效的嫁接，因为它是一个全新的领域，是一个全新的产业，你这个产业领域需要PE的支持，需要资本市场的多元化支持，我们电信人要掌控，但是你不是操作者。就像我刚才所说的，为什么帮助企业和地方政府合作谈不下去，就是因为缺乏中间的运营平台。这个运营平台最大的阻碍，就是国有资本的股权能不能进一步的松动。

    最近我提了一个建议，当然这个建议仅仅是我个人的观点。我认为十二五后期应该解决一个问题，将国资委撤销掉。这是我个人的观点，今天有记者，我是从管理的角度，国资委说是资产管理部门，实际上是行政管理部门，撤销国资委，成立国家级的中国国有资产投资管理公司，是一个股份制的公司，直接归国务院直属，然后财政部和中国人民银行是它的大股东，既能够用财政政策、国家干预政策，又可以用货币政策，140多家央企都是它的股东。当然我这个设想对不对，我也只是我个人的观点，我也是探讨国有资本到底怎样进行有效的改革。

    电信我其实特别看好中国联通，我认为中国联通是今天在中国电信市场最好的一个壳子，这个壳子往大了做有条件，进行分解，也许外资进入，作为中国国有电信企业的改革试验田，我觉得也挺好。我跟投行，包括电信圈的专家，还有政府，我都说十二五期间好好琢磨，拿谁作为一个试点，真正实现多元化的投融资体制，我觉得联通是非常好的，因为联通有这样的经历，而且它的盘子相对来说比中国移动、中国电信小一些。号码携带我原来预测2010年肯定要试点，不是我预测出来的，而是大环境出来的。到了2011年，如果我们不在虚拟运营上采取一些举措是走不下去的。怎么做？大范围的搞虚拟运营可能会出现很多的政治问题，比如说围绕联通，我们搞一些虚拟运营，允许像搜狐、腾讯等这样的公司，他们可以参与到虚拟运营，包括像华为等，就可以出现太阳周边的几个行星一样，周围有很多小卫星在漂移，外围的力量，一旦虚拟运营，中国联通不开放也得开放。完成两化融合的一定是虚拟运营商，能够实现三网融合落地的一定是虚拟运营商，而不是主电信运营商。现在我们还在说三网融合，前一段时间说三网融合做不下去了，为什么？三网融合一定建立在两化融合的基础上。

    WTO十年之后我们需要反思一个问题，这就是我们下一步再发展的时候，如何从产业的角度，整体经济产业的角度，我们来判断通信信息业的发展，而不是就通信谈通信，否则的话无路可走。